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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關於虹鱒之於三文魚，究竟算是同一概念抑或指鹿為馬的爭論又起。作為淡水魚的虹鱒到底能不能做成生魚片生吃，固然現今仍然是眾說紛紜；回顧淡水魚生在中國歷史由興而衰的過程，或可以給今日的我們一個警醒。

致命的誘惑

有個成語叫做“膾炙人口”，意思是說，生切肉與烤肉受眾人喜歡。所謂“膾”，按照漢代許慎的《說文解字》的解釋，“細切肉也……從肉，會聲”。生魚片在古代中國正是屬於“膾”的一種。早在先秦時期，魚膾就是當時高端大氣上檔次的菜餚。《吳越春秋·闔閭內傳》就說，“子胥歸吳，吳王聞三師將至，治魚為鱠（膾）。”這說明吳王闔閭為了迎接攻楚凱旋歸來的軍隊，就是用魚膾作為犒賞。昔日中國人食膾的盛況，從今天“刺身”在日本大為流行上大約也可見一斑。

三文魚刺身

不過，與四面環海因而容易獲取海魚作為刺身原料的日本不同，古代中國人所食用的魚膾，大抵來自內河之中的淡水魚，一般選肉較厚、刺較少的魚做原料。譬如漢魏南北朝時重視鯉魚、鱸魚，唐代青睞鯽魚、魴魚——這是因為李唐皇室諱“鯉（李）”字。從文獻記載看來，即使是深處內陸的關中地區，當時買魚作膾也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。官僚士大夫中頗有些人不僅喜食魚膾，而且還會親手做，比如初唐太子李建成的部屬唐儉、趙元楷等人即曾自誇善於作膾，而太子也不以為奇。

問題在於，雖然《論語》早有“食不厭精，膾不厭細”之說，品嚐淡水魚生對於古代中國人而言，卻實在是一種危險的口福——雖不至於如食用河豚一般有立時斃命之虞，卻也不見得總能太平無事。

在東漢末年的徐州政治舞台上扮演過重要角色，在《三國演義》里為曹操剿滅呂佈出力極多的陳登（字元龍）大概算得上是中國歷史第一位因食用生魚片罹患惡疾的知名人物。擔任廣陵太守時的陳登突然患上了怪病，覺得胸悶，臉色發紅，沒有食慾。他找了好多醫生治病都無效，後來尋到神醫華陀，診斷為“府君胃中有蟲，欲成內疽，腥物所為也”。華佗為其開藥，陳登吃下去以後“吐出二升許蟲，赤，皆動，半身是生魚鱠也”。也就是說，陳登正是因為嗜食生魚而得了腸道傳染病及寄生蟲一類的重病。病癒之後，華陀叮囑他不能再吃生魚，豈料陳登病癒後，嘴巴又饞了起來，終因不遵醫囑貪食生魚，舊病復發而一命嗚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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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三國演義》連環畫中的陳登與呂布

實際上，對於食用生魚可能致病這一點，古人並非毫無認識。東漢末年的張仲景在《金匱要略》就指出，“食膾，飲奶酪，令人腹中生蟲，為瘧”。幾百年之後的南北朝時期，陶弘景也警告食膾可能有害，流行病剛痊癒的人不能吃，否則會引起拉肚子。

不過，很顯然，直到隋唐時期，眾多吃貨並沒有將這一告誡放在心上。因為貪食魚膾導致得病的人實在是史不絕書。宋代《太平廣記》記載，唐代永徽年間（公元650-655年），有位叫崔爽的仁兄，吃食生魚上癮，每次竟要“三鬥乃足”，直到後來口中吐出一狀如蛤蟆的怪物，才嚇得“不復能食膾矣”。《太平御覽》則引用《明皇雜錄》記載說，邢州人和璞曾預測房棺會因食魚膾而死，這個預測後來被證實是準確的（否則也不會記下這個故事）。而另一本宋代筆記《北夢瑣言》同樣記載了有位少年因食膾太多而致眼花不見的病例。

宋代以後，隨著食用生魚引發的病患越來越多，人們對於膾的看法開始轉變。北宋大文豪兼大美食家蘇東坡對於生魚片就抱有一定的警惕。他在《東坡志林》卷一里說，“餘患赤目，或言不可食膾”，可見宋人認為患紅眼病時不能吃生魚片，否則會加重病情。到了南宋，哲學家、養生家真德秀更是呼籲，吃生魚膾專門招引消化系統疾病，應跟“自死”的牲口一樣，劃入禁食之列。社會上的這種對於魚膾的“差評”，想來應該是其晚近之後逐漸式微，淡出中國的主流餐桌的重要原因。